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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第一个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没在家长工作所在地参加当地的高考,俗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作为在学校工作的,我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个人同意异地高考,因为孩子的家长在一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比较长期的贡献,跟随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子女,我想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在这个地方的受教育权和参加考试的权利。第二,从操作来讲,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对在本地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应该有一个标准,家长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在当地工作多长时间,孩子受教育是什么情况,同时,如何甄别,这涉及到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如何甄别身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实现了。中央政府、教育部也有责任,如果异地高考实行后,不同地区,像北京、上海这些地区,考生人数肯定会增加,政府应该在这些地方更多的投放招生计划指标,来保证不会影响到这个城市或地区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我们国家目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的流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布局结构的调整,相应的教育系统就会出现学校拆并和规划的相应调整,这是一个进步的体现。比如我们当年在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就近就地,不存在交通的问题。现在布局结构调整以后,自然就出现交通问题。而我们的公共交通,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具有安全保障的公共交通又达不到、跟不上,于是就出现一些非法的营运机构,甚至是一些纯粹以盈利为目标的机构,通过接送孩子,来达到企业发展的目标。还有,调整以后,有些孩子所在的学校自身能力也不是很强,它虽然有车,标准是20个人,为了降低成本,变成了40个人,所以频频引发校车安全事故。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已经有很多办法出台了,各地也在做这件事情。举个安徽的例子,我们有个县级市,政府和公司合作,买了90多辆车,然后投放到学校所在周围的线路。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绝不仅仅是车的问题,谁来开这个车,如何保证线路的安全,如何保障乘车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包括家长的意识。从一线的实施情况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能够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个方面都来支持,把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解决好。 当然,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像总理今年的报告里专门讲到的,很多地方盲目进行布局结构调整,造成了很多流动孩子,即便是安全的公车,也会出现大量的流动现象。这个在总理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暂时不能调整的或者不应该调整的,哪怕人数很少,特别是我们国家很多老少边穷地区,人口确实很少,合班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拆了,必然会出现交通问题,在解决不了交通问题情况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还得要办,而且还要办好,这是总理报告里说的。经过布局调整以后,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也是最近这些年各地下了很多功夫,的的确确这里面存在着编制的问题,存在学校的条件问题,存在学校的管理问题,我想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根据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只要各级党委政府,包括办学者、举办者真的重视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件事情局部是存在的。 中新网南昌3月9日电 (记者 王剑)受近期持续强降水影响,江西省出现罕见早汛,江河湖库水位迅速上涨,赣江出现超警戒水位。长江九江段3月9日水位为12.66米,同比昨日水位上涨0.71米。进入3月以来,江西省各地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3月1日至6日,该省平均降雨量151毫米,为多年同期的5倍。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全省主要江河水位普遍上涨3至6米,赣江中上游河段、信江中游及其他支流发生超警戒洪水。江西省水文局3月9日发布的水文监测数据显示,长江江西九江段的水位为12.66米,较两个月前(1月6日)的极枯水位8.47米高出4.19米。目前,长江江西九江段水位还在持续上涨。位于赣江中游的江西省在建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峡江水利枢纽迎来重大汛情。8日凌晨5时,赣江峡江站每秒流量达到9000立方米,超过正在建设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围堰设计防洪标准。8日21时,赣江峡江站洪峰流量到达每秒1.06万立方米最高位。截至9日15时,坝址洪峰仍处于每秒流量1.06万立方米高位。江西省防总8日紧急下发通知,要求赣江流域峡江站以上大、中型水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力减少下泄流量,减轻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二期围堰的防洪压力。根据抢险需要,已调拨8万条编织袋、3套高架灯、200套救生衣等防汛物资支援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二期围堰抗洪抢险。 [导读]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原载《看历史》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申诉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发问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忠诚与背叛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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